观点人物 王文学起点与终点

　　以北京为起点，沿着京开高速向南行驶，一块红色的广告牌映入眼帘，其中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老外手捧横匾开怀大笑，上面“我爱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几个大字尤为显眼。

　　初识固安，这里仅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县城工业园，但在王文学和华夏幸福的努力下，已经发展成为河北省级重点开发区和产城标杆。

　　从某种意义来说，固安是王文学的起点，他也曾多次对外提到，“我是靠理想驱动的，是诚意正心干好产业新城的”。

　　但如今，理想碎了一地，固安似乎也将成为华夏幸福产业新城的终点。

　　9月21日，有消息称，固安县政府或城投平台将接手华夏幸福固安产业新城项目，双方已经签署相关协议，并在10月支付相关款项。

　　作为华夏幸福标志性的项目，固安产业新城的出售无异于向市场宣告：过去重资产开发模式正式落下帷幕。

　　而“愿赌服输”的王文学也只好重整装，再出发。

　　“选择产业新城，今生无悔”

　　人们常常发现一位离了职的首相当年只不过是个大言不惭的演说家；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无非是个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

　　而所谓有勇有谋的企业家，当年也不过是年轻气盛、一腔热血。

　　1967年5月，王文学出生于河北霸州，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没有雄厚的家底，也并非含着金汤匙出生，日子过得稀疏平常。

　　中专毕业后，他来到了廊坊交通运输局，当了个普普通通的司机。那几年，他每天按部就班，生活没有太多的波澜，仿佛一眼就能望到头。

　　但20出头的王文学，即便出身在普通家庭，过着平淡如水的日子，也有着一颗不甘平凡的心。

　　1992年，年仅25岁的王文学辞去运输局的工作，在廊坊市委党校附近盘下一间门店，“川崎火锅店”正式营业。

　　选址恰当，来火锅店吃饭的顾客也多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给王文学提供了机会，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不是没有来由的。

　　很快，王文学找到了一个新商机——廊坊市政府大楼即将翻新，他便通过多方渠道揽下这一“瓷器活”。

　　从火锅店老板跨行到包工头，王文学也曾被质疑、被诽议，但他依旧带着一帮子人，热火朝天大干一场。

　　这也为他打响了名号，自此以后，王文学的“包工头”生意开始延展到周边城市。

　　按理说，王文学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但造化弄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各地财政收紧，随后人民银行强调“严禁信贷资金用于修建楼堂馆所”，财政部亦明令禁止地方债资金投入到这类项目当中。

　　一时之间，王文学两头为难，一边是政府工程款难以回收，一边施工队薪资无法发放。

　　艰难之时，他做出来一个惊人举动，当众烧毁来政府500万装修合同与欠款凭证，

　　在外人眼中，王文学“又傻又天线万合同燃烧殆尽，这笔欠款自然也拿不回来了，辛辛苦苦做起来的火锅店也赔了进去。

　　但正是如此魄力，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因果。

　　经济危机过去后，恰逢福利分房制度取消，住房商品化萌芽，彼时廊坊政府计划兴建宿舍楼，但手头也比较紧。

　　这并非一个肥差事，王文学还是主动接过了这个项目，不过与政府达成了协议，其一，他花钱帮政府盖好宿舍楼；其二，除宿舍楼之外，周边的空地要留给他兴建商品房。

　　多年以后，党校北部的“华夏花园”拔地而起，王文学也从曾经的火锅店老板，摇身一变成为开发商。

　　随后，王文学又接连承接了华夏经典花园、第五大街商业街等项目，总能寻得一些不起眼的商机。

　　在房地产的黄金年代，不止是华夏幸福，河北乃至全国都涌现了一大批开发商，王文学不甘做芸芸众生之一，2002年瞄准了固安。

　　那时候，廊坊周边北三县因与北京契合程度高，已经发展相当成熟，而固安有地理优势，但依旧“一片荒蛮”。

　　“开荒”并非易事，当时，华夏幸福高管团队无一例外否决了王文学转战固安的想法。然而，他却力排众议，毅然投入到固安产业新城的建设当中。

　　由于临近北京，恰逢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疏解非首都功能历史机遇，固安产业新城迎来华丽转身。2014年12月，这座位于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新城引入了400多家企业，从连年倒数挤入河北省GDP前五。

　　对华夏幸福而言，产业新城模式是传统业务，更是起家和看家本领，王文学亦多次对外表示，“选择产业新城，今生无悔！”

　　“今天我干到这，愿赌服输”

　　当初撕毁的500万条约，给王文学换来了入局地产的机会；也是当初的魄力，给华夏幸福PPP模式创下机会。

　　事实上，2002年自固安起步后，华夏幸福开始专注产业新城模式，同时不断探索“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开发性PPP市场化运作机制。

　　开发性PPP模式是指华夏幸福与地方政府合作，前者作为投资开发主体，后者作为园区开发建设的决策者，双方合作为特定区域提供规划设计与咨询、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建设、产业发展服务以及城市运营服务共六大类、全流程的一体化运作综合解决方案。

　　简单来说，地方政府提供土地，华夏幸福负责土地整理、产业新城开发建设与服务等工作。

　　不过，这种产城模式通常体量比较大，且前期投入多、开发周期长、回款速度慢，王文学便采用“以房养园”的解决方案，而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在此前帮助廊坊政府兴建宿舍楼之时，便得到有效应证。

　　王文学是幸运的，过去几十年吃过的亏，似乎全都在华夏幸福获得了弥补。在随后十多年时间，又将这种PPP开发模式拓展至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中原城市群、成渝都市圈等地区。

　　有数据显示，2015年之前，华夏幸福仅签约20来个园区，处于成熟及开发建设阶段的近7个；2017年，因加快异地，该公司已签约园区近70个，处于成熟及开发建设阶段的超30个。

　　截至2019年年末，华夏幸福在全国15个核心都市圈累计布局了近80座产业新城，此外，该公司北京以外区域销售额占比超过五成，这也是华夏幸福的最高光时刻，王文学也因此成功问鼎河北首富，名噪一时。

　　但人生在世，怎会没有风浪，怎会没有起伏。

　　在王文学大刀阔斧进行异地的同时，恰逢楼市调控大背景下，华夏幸福房地产开发销售业务受到不利影响，“以房养园”的闭环就此打破。2018年，华夏幸福财务状况迅速恶化、流动性危机就此爆发。

　　同年，该公司引入了二股东平安，换取了喘息机会，但随着越趋越严的地产调控，与难以为继的重资产发展模式，华夏幸福产业新城业务踩了急刹车。2019年至2022年，该公司新签署产业PPP项目协议分别为7个、1个、0个、0个，呈现逐年递减的状态。

　　不止于此，2021年，华夏幸福二次暴雷，最终走向了债务重组之路。

　　摔了一个大跟头后，有人说，华夏幸福的危机源于宏观调控；也有人说，源于王文学日渐膨胀的野心。

　　面对2000多亿负债，王文学也曾低头与哽咽，甚至公开表示：“今天我干到这，愿赌服输。”

　　如今，华夏幸福正与固安县政府洽谈固安产业新城收购事宜。有消息提到，固安县政府将通过收购三浦威特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固安九通新盛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股权来实现收购固安产业园区的相关资产，而双方已经就上述交易签署了相关协议，并在10月支付相关款项。